牛津第N次拒绝给撒切尔授荣誉博士

我在牛津的时候碰到了一次选举。老校长去世，要由牛津校友和在校生选举产生新校长。有人说克林顿吧，有人说彭定康。选举那天，大家排着队进入沈东尼亚剧院，每人发小纸一张。我的那张上面写着，某某爵士(Sir)，某某女爵(Lady)，我既不认识也没听说过，但Mr.ChrisPatten(彭定康先生)我是知道的。投票者按照个人喜好排名上交，虽然我把彭定康排在最后，但结果揭晓了他还是当选。我一直以为牛津的校长是女王或是政府任命的，这个选举，算是开了眼界。

前几天听说撒切尔夫人又去牛津要荣誉博士的头衔了，这次牛津以738票反对，319票赞成一如既往地否决了给老夫人戴荣誉博士的帽子。虽然谁都清楚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，会给牛津带来怎样有形的无形的利益。但20多年来，学者们因为铁娘子在任的政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绝不放过她。老夫人这点心愿看来是难了。

在伯克利的时候我赶上了加州政府要倒闭。为了渡过难关，州政府对大学经费削减百分之八，州立大学涨学费30%。这无疑激怒了学生，有学生占据教学楼，阻碍上课，有学生游行支援。警察维护治安，用警棍驱散人群。有老师挺身保护学生，被警察按倒在地，铐上手铐。推上警车的时候，老先生大喊，我是生物系的教授，这是伯克利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！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了伯克利这个学校的灵魂，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历史。

在牛津物理系发论文老板排名在最后

1995年物理学界有件大事，美国三个小组几乎在同时得到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——爱因斯坦75年前预言而实验上寻找了几十年的东西。谁都清楚，这是个一定拿诺贝尔奖的工作。其中之一的Randy小组，为了证明他是第一个做成功的，在实验结果上先后作出两次不同的解释，这个做法在学术圈里被认为非常的不专业。这件事情的后果，不仅让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诺贝尔奖，而且波及到他在学术圈的声誉。十几年来，虽然Randy兢兢业业的做科研，但每每有新的成果发表，常受到同行的质疑。有一年美国原子分子物理年会，要奖励优秀博士论文，提名三个学生，其中一个是Randy的，我那时在场，就觉得Randy的学生这次肯定要吃亏。果不其然，优秀论文奖由两个学生分享，Randy的学生偏偏没拿到。我跟Randy有几面之缘，面试过他的博士后，申请绿卡的时候请他写过推荐信，后来开会的时候也一起吃过饭。Randy人到中年，十几年前的锋芒毕露已看不出来痕迹。谈起那次失误，他倒是看得开了，但告诫学生们，这是个教训，不要用科学的严谨性来挑战学术的良心。

想起另外一桩事情，那时候我们一些人写一篇投给《自然》杂志的文章，大家一起在德国开会，老K因为工作繁忙，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。文章写完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挂上，拿给老K看。老K看罢说他没有参与太多的实验和讨论，还是不要写他的名字好。但也有不同的例子，在伯克利那会儿，隔壁教授缪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学生，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识。我便问起这位作者的近况。缪勒竟然说他两年前就离开了，到哪里他也不知道，但因为以前这位老兄在实验上花了很多功夫，所以最近这次实验上发的文章，一直还有他的名字。

牛津物理系有个排名的习惯，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最前，辅助者其次，博士后再其次，老板最后。我一直以为这是定则，但这些年听说国内因为导师占据学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，多多少少让我吃惊了。对待名誉和排名多少从容些，不失是个做老板的样子。

出国那会儿，我是个改良派，现在算是个保守派。对国内的情况，我们这些新海归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，东方有东方的风俗，西方有西方的文化。空投回来指指点点的，难免会对不住打拼着的同胞，所以只去讲些故事，既没有批评谁的作风，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宏图志愿。事情慢慢来做，要想好起来，颇要有点铺路工人的韧性，不矫情，不懈怠，万里之行，由此做起。